舆论引导考验媒体议题设置能力

2017-09-20 11:40:56 来源: 大众网 作者: 矫志欢

  ——天津大妈摆射击摊被判刑 舆论焦点该在哪?

  2016年,网络涉警舆情高发,舆论就警方执法、枪支使用等个案引发的问题频繁拷问舆情,敏感情绪一直处于高位。2016年底,天津市民摆射击摊被判刑与河南法院网上拍卖玩具枪的前后关联对比,再次将涉警舆情热度推向高峰。在这一过程中,事件的存在普遍性与被判刑的特殊性落差、民众对法律的知识盲点、媒体对核心问题的偏差误导相互交织,导致问题不断发酵,天津大妈摆射击摊被判刑也因此被舆论冠以“假枪真罪首案”的标签,备受舆论关注。

  ▌事件经过:

  多重对比关联,推高事件热度

(天津大妈摆射击摊被判刑舆情走势图)

  2016年12月27日,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一审以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在天津摆气球射击摊的赵春华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据一审刑事判决书显示,今年51岁的赵春华为初中文化,无固定职业,于2016年8月至10月12日期间,在天津市河北区李公祠大街亲水平台附近摆设射击摊进行营利活动。10月12日22时,公安机关在巡查过程中发现并将其抓获,当场查获涉案枪形物9支及相关枪支配件、塑料弹,其中6支被鉴定为能正常发射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法院认为,其行为情节严重,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

  两天后,12月29日,澎湃新闻网发文《天津老太摆射击摊被判非法持有枪支罪,警方鉴定出6支枪支》关注此事。文章虽然对相关法律知识罗列普法,但却大量引用了涉事人亲属对案件的种种质疑,“都知道那是玩具枪”、“不服判决将提出上诉”等质疑性信息将“1.8焦耳/平方厘米的标准一直饱受争议,被认为过低,不合常识”的核心焦点推向舆论场。

  “大妈摆射击摊被判刑”随即成为舆论场热点话题,公众、媒体、律师等群体相继介入事件表态。网民普遍不能接受一个日常生活中在各大景点司空见惯的“摆气球射击摊”能摊上刑事责任;媒体则主要围绕法院量刑展开讨论,新京报的《摆气球射击摊大妈获罪:“枪支”认定标准是否过严》、南方网的《大妈摆射击摊获刑,司法之枪是否打歪?》、腾讯的《大妈摆射击摊被判非法持有枪支罪,太荒唐》等均认为此案的判刑过度,质疑刑罚泛化;律师界则通过微博、媒体采访等形式就中国枪支认定标准问题争议辩论,赵春华代理律师甚至称“我有3个理由认为她无罪”。一时间,天津警方、法院乃至中国法律都成为了舆论场的讨伐中心。

  1月1日,适值元旦假期,公众号“北京时间”推出的《天津摆射击摊被判刑老太:监狱里都是生人,希望在看守所过年》再采访当事人亲属,在这个举国欢庆的节点上,老太女儿对其家庭生活艰辛、老太遭遇不幸的悲情陈述直戳舆论内心对弱势群体的关心同情。而另一边,澎湃新闻发布的《天津大妈摆气球射击摊获刑,23起类似案件中仅3人获实刑》,则用详实的数据表明全国绝大多数公安机关对此类案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处理态度,与天津警方法院严苛的“实刑”态度再成对比。在这两篇重量级文章的引导暗示下,舆论不满情绪持续升温,事件出现舆情次高峰。

(河南新县法院拍卖玩具枪舆情走势图)

  此后,由于事件本身法律依据清晰,官方并未就相关判刑表态,舆论场单方面的热议出现周期性下滑。但1月3日,“河南省新县人民法院在网络上司法拍卖玩具枪”事件的曝出,“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强烈反差,客观上对冲了天津老太摆射击摊被判刑事件的舆情热度下滑趋势,多数舆论将两起事件进行对比评论,指责官方态度前后矛盾,标准不一,反过来重新抬高了天津老太量刑标准的关注质疑点。不过,随着河南法院事件官方按照当前国家规定的统一标准解释和对不当行为的道歉,与天津老太的量刑形成呼应与辅证,官方定性统一,两起事件均逐渐平息。

(河南当地官方对法院拍卖玩具枪的回应)

  ▌舆情分析:

  媒体不当引导,核心问题被误导

  事实上,由天津老太引发的枪支标准量刑问题,并非舆论场首案,但该事件在元旦这个时间节点上引发的关注度和讨论热度却是空前的。客观而言,法院的量刑是有法律依据,属于依法审判,本质上是没有问题的。争议在于在公众“常识”、全国同类案件判刑以及河南法院拍卖等多重信息的反差对比下,舆论从情感上很难接受这样一个判决结果,正如做出一审判决的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副院长的回应“从情理上怎么考虑,怎么更好地适应社会效果,当时判的时候可能想的没那么多”。而此次事件的升温,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诸多媒体对公众朴素情感的聚焦放大,议题设置偏离枪支管理的公共性讨论核心,过度煽情渲染“对立情绪”,误导很多公众把板子打在了民警和法院身上,将问题导向官民矛盾,刻意挑起要么是警察在年底故意抓人“冲指标”,要么是法院在故意“欺负小老百姓”的不良暗示。可以说,此次事件的发酵与媒体的不当报道不可分割,主要表现为:

  首先,普法宣传不足,舆论盲点发酵。天津大妈赵春华事件引发的争议主要在于“枪支”的认定标准和量刑尺度上。网上的质疑多是基于直观印象,认为那种在很多旅游景区常见的打气球的塑料枪,实与想象中受管制的枪支弹药无法划归同类,否则“很多玩具店厂家的老板都应该抓起来了”,暴露出对我国法律规定新标准“比动能1.8焦耳/平方厘米即可认定为枪支”的概念模糊。但本应承担澄清谬误、解疑释惑的新闻媒体对该法律知识的科普解读却相对不足。相比于自媒体上不少专业人士出来就法律依据和量刑标准问题细致入微的详解,新闻媒体对此的解读数量少、内容浅,很难让舆论接受信服,而且很多媒体只是在新闻结尾“延伸阅读”,停留在对相关法律知识铺陈,缺少“白话文”的深入解读。只有“北京时间”、观察者网等少数几家媒体引述了公安部相关规定的主要起草人季峻对“枪支认定标准过低”的质疑给出的内部权威的解读。在《南方都市报》文章《警察买仿真枪练射击被查:现行枪支认定标准太低》中,有警界人士甚至表示“现行的枪支鉴定标准从来没有在媒体上宣传过,我敢断言,一半以上的警察都不知道枪支认定标准是多少。”媒体解读释疑责任的缺位是导致舆论质疑盲点发酵的首要因素。

  其次,过度煽情渲染,转移问题焦点。部分新闻媒体为了迎合公众的情感需求,将报道关注点集中在了赵春华及其家属对事件的反应上,过度渲染“小人物”的“悲情”遭遇,对抗式解读,挑拨舆论情感,刺激舆论不满情绪高起。比如,凤凰资讯的《摆摊打气枪获刑老太女儿:我结婚,妈妈在看守所里哭》、法制晚报微信公号“深读”的《天津摆射击摊获刑老太,后天将在看守所过生日》、成都商报的《不上诉就要去监狱,预订的咸菜蔬菜就浪费了》、中国搜索的《这年过不下去了!天津13人摆射击摊被抓 其中6人是亲戚》等新闻报道,就竭力挖掘和塑造作为底层民众的赵春华家庭的艰辛和不易,以“弱势群体”的标签打“冤屈牌”,模糊事件的法律依据,转移问题本身是非焦点,从侧面切入激发舆论的同情心和对判决的不满情绪。而为了凸显此次事件的“悲剧性”,个别媒体甚至极力放大“女儿结婚妈妈在哭”、“在看守所度过51岁生日”、“因母亲出事换工作,生活拮据”等细节,网络大V@韩东言 直指“法律的执行,与家庭是否贫穷无关,与女儿是否新婚无关,与监狱里是否生人无关,与老太是否51岁无关,与她干什么工作无关,这些都是不良媒体煽风点火的方法而已,都是不良媒体利用网民的情绪来攻击体制而已,法律就是法律,用证据说话,用事实说话,这才是应有的法律思维。”

(媒体报道截图)

  最后,模糊枪支观念,混淆是非概念。一些媒体还对事件核心的“枪支认定”标准本身认识不清,在新闻报道中或有意或无意地强化“玩具枪”的概念,直接“判定”政府误判,搞“媒体审判”,误导公众对枪支概念的认知。财新网的《枪支鉴定标准争议不断 多起案件引发关注》将天津射击摊老太因射击枪获刑、河南新县法院网上拍卖玩具枪、浙江一警察因购买仿真枪练习射击被查等事件串联,在内文中着意强调“赵春华因‘玩具枪’被判刑”。跟财新网一样将多起事件摆在同一量级类比的还有南方网的《摆射击摊获刑VS法院拍卖BB枪,小心掉进涉枪犯罪大坑》。新京报社论更是简单直率,评论《持玩具枪竟被判刑,法律太不合理》表示“装塑料弹的玩具枪也成了‘枪支’,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公安部《枪支致伤力的法庭科学鉴定判据》主要起草人季峻对此呼吁媒体能够给社会传播更多的正能量,“有的报道,出发点和观念都不对,部分词语都搞错了。像枪和玩具都没搞懂。气枪有些是走私进来的,产品包装上明确写的是气枪,并标有注意事项,却被说成玩具枪。有的人凭自己想当然说话,信口开河。”

  ▌舆情点评:

  专业问题还需专业人士解读

  从法律和社会治安角度讲,枪支问题关乎社会稳定、公共安全,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对于它的理解和认识,我们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与反恐同等考虑,所以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总体框架下,枪支管理从严应该有舆论共识。正如有网友评论,媒体翻出因“贩枪”或“造枪”而被误判受罚的例子,以证明国家关于禁枪的某些不合理,是价值导向的错误。媒体应该比谁都更清楚国际国内有多少涉枪的恐怖袭击发生,造成了多少无辜百姓的死亡。关于枪支问题的标准和量刑,司法的本应归司法,什么可以算是枪?应该有业界权威人士说了算。人民日报政治文化部公众号“人民日报政文”发文就指出,“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天津老太这一个案,就鼓励和怂恿对标准进行过分地炒作,对司法机关进行不恰当的攻击。即便标准将来确实应该做一些动态调整,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司法机关的一系列举措是合法合规的。”

  在天津大妈摆射击摊获刑这件事上,媒体报道最大的错误是,作为社会的瞭望者和守望者,在大是大非面前,应当承担起“澄清谬误,明辨是非”的使命,而不是迎合舆论情绪搬弄是非,混淆概念。大众网总编辑朱德泉曾就新闻报道问题指出:新闻要素的真实、细节的真实并不能让受众对全部事实进行客观把握,如果放弃了社会责任和应有的立场,则微观的真实反而掩盖了应有的真相。具体到此事上,玩具枪的种类本来就很多,标准认定目前也有明文规定,其合理与否应当由专业人士解读评判。部分新闻媒体在客观现实面前,不去研究法律的价值和意义,反而另辟蹊径,制造话题、类比关联、裹挟舆论,以平民视角的悲情遭遇来搞“媒体审判”,失去了社会公共利益的考量,对我国法制建设和依法治国并无益处。

初审编辑:

责任编辑:牛春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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